摘    要：

　　纵观国际经验并对照中国实践，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无疑位列世界第一梯队，在技术基础、推进程度、前瞻思路上均先行一步。展望“十四五”时期，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信息化预判与建言，涉及中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定位，涉及国别经验与国际组织倡议在上层架构、中层策略、落地路径上与中国的对比，涉及不同国度教育统计学分析、教育社会学思辨带来的参照，更进一步涵盖了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在线教育应急举措给中国带来的最新启示。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 十四五; 比较教育;

　　作者简介：王晓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海淀100088)

　　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起草在即，参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芬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以及主要国际组织如欧盟、世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教育信息化(包括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尤其是共性经验、共向思辨、共同趋势，提出以下7个维度共计21点切实政策建议，供我国适度辩证参考与适度借鉴。

　　一、潜心发展，稳健推进：辩证看待中国教育信息化的领先性

　　1.合理判断国际形势，有效辨识国际压力，有力应对国际竞争。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部署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战略，以维系传统大国地位、保持战略主动性和战略自主权时，纷纷将美国和中国作为对标国家。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包括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先行一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甚至是超过预期的重视。中肯而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有合作借鉴，也必然有竞争对立。有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在整体上清醒认知竞争态势与合作机遇，另一方面要潜心发展、脚踏实地，以切实的技术进步与有效的一线实践，稳健、有战略远见、辩证地走好中国教育信息化之路。

　　2.均衡准确对外讲好“中国教育信息化故事”。在信息化时代，互联互通的格局让世界各国的教育更加开放，也让各国对于教育主权有着更为敏感的感知。中国在“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为国际教育信息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过程中，要认知不同国家制度、治理体系、历史传统对相互间合作借鉴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之间的摩擦、思想路线和实践路线的斗争、对于“全球化”的空前反思等，要及时更新中国对外讲好“中国教育信息化故事”的背景变量，在对外开放合作中，注重敢于作为与韬光养晦之间的平衡，精准界定中国角色，正确传递中国态度。

　　二、回扣本质，坚守初心：教育信息化要优先承载教育本质与国家价值传统

　　3.传承共同价值与文化基础是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从国际经验看，不少国家对于教育与技术的结合都有相对审慎一面，尤其强调教育信息化要首先体现其价值性，然后再体现其工具性——要为承载国家的共同价值与文化基础优先作出努力。这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普遍起点，形塑了技术的应用方向。

　　4.深入辨析中国语境下的教育本质与教育目标。技术的渗透与介入，终究是为配合育人规律、实现教育初衷服务的。从国际经验看，对教育本质与教育目标的界定相对庞杂，取其共性不外乎：贯彻国家与民族的价值导向、国民素养与竞争力的整体提升、人才选拔与合理分流、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他人、世界的和谐共存)等。中国在确立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照国际经验，更深入地辨析中国语境之下的教育本质与教育目标，从更上位的视角确立中国教育信息化的立意、初心、取舍、进退。

　　5.精细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中国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而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上比较宽泛，并直接受制于态度与价值观的确立，亟待进行精细化确立。世界经合组织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联盟，将当今世界“需要什么能力，如何培养能力”，用“学习罗盘(The OECD Learning Compass 2030)”这一体系探索得相对透彻与前沿，值得适度参照。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以能力为先的理念贯彻，不仅可以通过信息化所搭载的内容来贯彻，还可以通过对传播介质本身的把握与设计来建构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三、正视英才，重启部署：尽早推动拔尖信息化人才的有效甄别和针对性培养

　　6.重启对“英才教育”的战略性认知与部署。从全球范围看，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之一的新科技革命，令世界各国对于尖端科技的对垒与竞争在时空上更加短兵相接，在程度上更加密集激烈。因此，信息技术领域人才的培养不但要注重群众基础的整体提升，更要战略性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提早甄别与针对性培养。从国际经验看，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双轨制教育，也就是有明显的所谓“英才教育”通道，依靠国家力量和国家制度从战略高度上直接保障前5%甚至更窄范围内的极少数禀赋超常者的培养。而且这种针对性、贯通性、长期跟踪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情感支持的培养，普遍开始于中小学阶段甚至前置到学前阶段，等到大学阶段实际上已基本定型并难有潜力空间。从方式方法上看，有的国家是体系单列的，也有的国家是“本人无感知式的(融入同龄人教育但有额外培养资源对接)”，但总归是存在体系化制度化的明确安排。恢复高考40多年来，我国虽有对英才教育的零星探索，但仍未实现各领域大师级人才的涌现。有必要参照国际经验，尽快重启对于“英才教育”的战略性认知与部署。

　　7.处理好群众基础与拔尖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极少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会涉及特殊的资源投入、特殊的评价体系与升学通道，事关教育公平，必然要对特殊国情、特殊国民心理与特殊舆论氛围做深度权衡。就“教育公平”本身来说，参照国际经验有三点值得澄清：一是为更优秀的人才配备更集中的资源与更顺畅的升学通道，本身就是教育公平“选贤任能”的题中之义，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基本共识;二是将极少数拔尖人才有效甄别出来，整体的教育教学大局才能更有效理顺，有效减轻整体学业压力而换取全体学生的多元发展空间;三是极少数拔尖人才本身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个体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独当一面，才有可能让群众基础的整体优化与提升有更多回旋时间和回旋余地。最新教育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中小学生总人数约2亿，仅按前1%的特异儿童概率计算，也有约200万具有所谓拔尖人才潜质的庞大人群，在世界各国视野中都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强国”，亟待正视与重视。

　　四、有所取舍，辩证发展：重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策略性留白

　　8.宏观上以粗线条引导应对中国教育的巨大体量与信息技术的迅速更迭。对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来看，中国教育体量巨大、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同时中国的互联网技术与经济又处在世界前沿，面对诸多复杂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并不是一味地加大作为、严密规划与管控就一定会起到理想效果。有必要在“有为与无为”之间进行辩证思考，明察进退，有所取舍，以粗线条引导而非事无巨细的规制来推动宏观治理，引导学校、市场等中观微观角色发挥作用并自我调节。进一步看，我国教育端和受教育端所具备的信息化素养与技能绝大部分是在宏观的互联网经济大背景下形塑的，“看不见的手”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对教育技术的投入首先要将可持续性放在首位——软硬件投入巨大、优质数字资源生成困难、生命周期短促、跟进投资不可预估等，都是教育信息化在宏观上进行策略性留白的重要原因。

　　9.中观上要尊重信息化和智能化在教育垂直领域的独特发展节奏。国际经验与中国发展实践都显示，相比于信息化技术在金融、营销、医疗、安防等诸多领域的落地与渗透，教育信息化领域由于数据储备、数据感知、数据标准化受限，跨介质互联困难，情感计算与认知计算难以突破等约束条件，自然呈现的发展规律确实是慢一拍，在发展节奏上不能急于求成。与此同时，教育领域是“人”的密集程度最大的领域，教育涉及的人群是超大规模的甚至是全民的，其复杂性与牵涉面超乎寻常，在教育信息化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尤其是利益重组上不能激进。此外，要区分群体情境下信息化教育与个体情境下信息化教育的不同规律。同辈压力和集中的时空氛围，可以让群体情境下的信息化教育更好地结合线上的优质资源与线下的立体化传授;而个人情境下的信息化教育则需要更多探索如何维系注意力的特殊节律，尊重碎片化、娱乐化、热点化、轻量化等需求，不能过多强调和依赖个人自律和所谓的素质素养等。

　　10.微观上要警惕技术对个体状态的过度迎合，辩证看待流行的“个性化培养”。首先，信息技术对师生微观状态的精准诊断、即时反馈、全程记录等固然有其便捷性，但也有可能带来过度关注与过度追踪，在某种程度上会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异化为无所不在的钳制和压力。其次，信息化技术辅助进行的个性化诊断与个性化培养固然有其价值，但若不善其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强化初始的、不成熟的、未定型的个体偏好，强化路径依赖，从而抹杀师生在其他维度、广度和深度上的潜力，影响个体自身在竞争合作中的准确定位，进而过早设置隔阂与专业鸿沟，阻碍对具备广阔视野和全局观念的“通才型”人才的培养。再次，人为设计的评价体系，从识别、赋值到感知、记录，多数时候仍是粗线条、显性化、线性化的，丢失了很多维度甚至是关键性信息。将不先进的教育评价思路用先进的技术如区块链等来承载，会进一步形成环环相扣的时空限制，进一步收窄可能性与多样性，更遑论数据隐私和技术霸权等问题。有冗余、有散漫、有策略性留白，才会有缓冲和创新空间，这也是技术自然演化的规律。

　　五、关键变量，有效驱动：撬动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的四个重要自变量

　　11.教龄变量：年轻教师资源是推进在线教育的重要支撑。从国际经验包括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调研数据看，教师教龄与在线教育的诸多指标之间呈现值得关注的负相关现象，即任教年限越短的教师，其在线教育相关指标表现越好。也就是说，教龄越短，在线教育所需技能的掌握程度越好、在线教育过程中师生互动情况越好、在线教学实际效果的满意度也越高。年轻教师在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实验中显现了巨大潜力，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未来在线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值得聚焦。

　　12.学段变量：低学段是释放教育信息化潜力的重要阵地。从国际经验包括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调研数据看，学段高低与在线教育的诸多指标之间也呈现值得关注的负相关现象，即学段越低，在线教育相关指标表现越好，包括对于在线教育所需技能的掌握程度越好、师生在线互动情况越好，以及在线教学实际效果的满意度越高。

　　13.升学压力：对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直接制约力量。从高学段、低指标表现的反差，我们能够意识到伴随学段升高而加大的升学与应试压力，给教育信息化的潜力释放带来的限制。传统的非信息化教育手段在应对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保障升学率等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受制于此，为数众多的一线学校和教师对于信息化手段的探索与实践并不能完全放开手脚。对比中外，教育评价与升学制度仍是当前中国数字教育资源开发能力不强、信息化学习环境应用水平不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基本具备但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尚显不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不够的主要解释变量之一。

　　14.多元投资：是驱动教育信息化，也是驱动宏观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增加的先导因素。从国内外经验看，很多国家将投资教育与投资国家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紧密挂钩。教育和培训领域对于宏观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是通过教育相关产业进行关联的，更是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影响财政预算分配、孵化新增长点等方式发生的，教育本身是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置变量。教育信息化对社会福祉的增进也是一个关键表达，体现了教育发展、经济繁荣、国家稳定的根本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六、重点群体，精准观照：有效聚焦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三大群体

　　15.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男女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是其他国家在谈及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频繁探讨、却在国内同样语境下鲜有提及的重要议题。包括理工科教育、STEM教育、信息化科技教育等在内，许多发达国家会为女性提供更为优越的学习资源与培训机会，旨在激发女性将来从事科技探索与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热情。由于种种原因，女性在上述领域中不仅是初始机会上容易落于劣势，有碍这一群体社会福祉与权益的实现，还会因相关领域的男女比例失衡而引发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中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男女性别差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预判和干预。

　　16.加快同步推进信息化时代的特殊教育。教育信息化带来的传播介质变革，给各类有障碍、有残疾的受教育群体带来全面挑战。从国际上看，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文本会特意单列一个章节，陈述“特殊教育信息化”的解决方案，以保障人权与教育平等。甚至有的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模拟有障碍、有残疾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模式和感知状态，提供给教育从业人员感同身受的体验，从而更好地为特殊群体提供引领和帮助。按比例推算，中国当前学龄群体中有障碍、有残疾的人员规模巨大，加快同步推进信息化时代的特殊教育是不可回避和延迟的行动。

　　17.始终将教师群体置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位置上。各国对于教师群体在教育信息化进程里的中流砥柱角色均有深刻认知。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对于培养、引领、鼓励教师群体深度回应和参与教育信息化，有着明确制度安排和资源对接。进一步，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精细化研发了“教育者数字能力”框架指标，引导各级各类教育从业者参照指标打磨技能，引导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参照指标部署师资建设，以教师群体的信息化领导力撬动教育信息化全局，值得关注与借鉴。

　　七、实时总结，及时参照：追踪新冠疫情期间全球教育信息化集中经验

　　从世界范围内看，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变动有五大特征：一是教育停摆冲击各国与全球经济社会秩序;二是教育在线化普遍应对仓促;三是集权化与分权化教育管理体制差别明显;四是经由在线教育而显现的“数字鸿沟”在国别间更加突出;五是在线教育国际合作有进展，亦显迟缓。各国当前教育领域应急举措给中国带来的最新启示总结为以下四点。

　　18.预判教育停摆对各领域的次生影响，及时推出应对举措。教育系统的非正常化运行会直接波及教育相关产业、财政拨款、劳动力市场供给、经济新增长点孵化等，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后疫情时期”有必要参照国际经验，及时预判和测算上述次生影响及其规模，以前瞻性和积极性配合复工复产复市大局。

　　19.迎接“两线并行”新常态，打好教育战线持久战。在国际疫情倒灌、国内局部反弹的双重风险下，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同时并行将是可预见的后疫情时期新常态。有必要参照国际经验，逐步理顺在线教育的体系架构与资源供给，同时尊崇和重视教师在各自微观情境下的自由度与领导力，有意识地平衡线上教育的集约性与线下教育的多样性、针对性、情境性，统筹部署线上线下双重教育轨道，做好“战时向平时”的过渡。

　　20.分级分类为所有关涉人群提供精准关怀。疫情期间，部分国家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等不同群体均提供了分级分类的精准化支持，不仅有软硬件保障、有资源供给、有明晰的使用指南与培训，也精细化到社交帮助与情感支撑等。美国疫情期间全境大规模教育调研数据显示，就教师群体来看，在应急在线教育举措的空前压力下，这一群体实际上对“社会性帮助与情感支持”、对“理解与宽容”的需求最为迫切;就学生群体来看，跨越代沟领会学生群体对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体验，帮助学生获得对他们至为关键的“群体感”，或者说维系好同辈间的社交生态，是达到理想在线教育效果的重要一环。诸如此类有时效性、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值得追踪。

　　21.重视疫情本身的教育意义，升级迭代“国际理解教育”。全球范围内的抗疫行动，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体验与教育契机——传染病防控教育、国情教育、生命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特殊的时代情境下借由在线教育及时和迅速铺展开来。与此同时，全球疫情期间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摩擦，也是当前“国际理解教育”最为崭新的教材。“二战”之后由联合国倡导并逐步在各国兴起的“国际理解教育”，对各国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认同培养有一定助益，但也在相当程度上难以回应当前全球抗疫行动中诸多不和谐现象带给年轻一代的困惑和疑虑。特别是疫情期间全球在线教育的跨国开放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实质性在线教育国际合作并未如期实现提质升级。有必要危中取机，提早重视并升级迭代国内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为构建信息化承载的未来教育共同体、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好坚实的教育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