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总是充满着矛盾，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公平与效率一直是一对难以解决但又如影相随的矛盾。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无疑可以做到及时、准确、高效，但同时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这对矛盾照样缠绕在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人类经活动的四个基本环节都不同程度上涉及公平和效率问题。效率似乎交给市场就可以轻易解决，优胜劣汰的法则立见分晓。如果分配也交给市场，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中贫富悬殊，进而演化成社会问题。族群之间的矛盾激化，阶层之间差距扩大，使整个社会成员生活的幸福感会因此下降，社会和谐度降低，严重时便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本诱因。所以一个和谐、安宁、稳定、幸福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分配的公平社会。
一个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经济总量”和“人均”往往掩盖着巨大的贫富悬殊。这与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发展阶段，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然关联。在这样的社会，每一次统计数字发布，总有很多人直觉是自己的收入“被增长”。在充分市场经济条件下，富国之富肯定得益于科技进步产生的高效，在此基础上似乎更容易解决公平问题，但事实上未必尽然。
穷国的分配不公似乎总是情理之中，富国往往给人的感觉分配更加公平，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人均收入37,610美元，瑞典28,840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仍然不能撼动其霸主地位。美国经济的效率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但并未解决好公平问题。1980年，5%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4.6%；这个数字到了2001年上升为21%。同时，最底层的20%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下降了20.8%，基尼系数①是0.513(美国统计局网站资料。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0，高于0.40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呈现不稳定态势)，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另据美国《商业周刊》披露，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的419倍，2001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530倍！
同美国相比，瑞典虽人均收入略低于美国，也进入了前十名，但与美国有着根本的区别。瑞典为全球分配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按最富10%人口收入对比最穷10%人口收入的方式测算，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仅为4：1(税后)。按基尼系数测算，根据世界银行历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战后瑞典基尼系数最高没有超过0.28，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降到0.20以下，2001年的基尼系数是0.257。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犯罪率也为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可见，同为富国，一个“为富不仁”，贫富悬殊，一个“富而有德”，分配公平。
分配是生产的后续，却是消费的前奏，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一环。影响一国消费水平的因素固然很多，收入却是基础和前提。收入从根本上说源于生产创造，但与分配政策和方式关系密切，并直接影响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社会收入差距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成反比，社会收入差距越大，贫富悬殊，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越低。反之，分配公平，社会收入差距较小，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越高。
依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美国的分配如果做到象瑞典那样公平，那么美国的消费总体水平一定会高于现有水平，不仅可以拉动经济更长时期的持续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减轻、延缓或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是紧紧依靠消费带动的，消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是三分之二，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私人消费支出在美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达70.67%，长期维持这个比重必须在人均收入增加的同时，做到社会分配的公平。但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导致了总体消费水平很难突破，极度宽松的消费信贷便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法宝，而消费信贷的泛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火种。以住房为例，低利率和宽松的信贷刺激居民踊跃购房，住房抵押贷款数量大增，2004年美国居民住房拥有率达69.2%，比1994年上升5%（不含投机性购房和房价泡沫）。甚至为了刺激房产消费，催生了次级房贷飞速增长，1994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占总住房抵押贷款比率仅为5%(350亿美元)，2006年上升为20%(6000亿美元)，2007年3月次级贷款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
房贷激增带动房价暴涨到一定程度，泡沫终于破裂，美式经济增长模式的神话一夜之间轰然坍塌。1997年到2006年，美国房价平均上涨124%。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住房售出数量大幅下降，空置住房数量大增。2008年1月房价开始下跌，5月美国房价同比下跌15.8%，比2006年二季度最高位下跌18.4%。大量的“零首付”、“可调节利率”抵押贷款，即使债权人收回抵押住房，收益也不足以收回本金。无债务偿还能力的居民无法卖出房产，开始拖延还款，终于推倒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第一张多米尼诺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下降或停滞不前或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受阻——刺激消费——增加消费信贷（尤其是房贷）——房价飞涨——泡沫破灭——危机爆发——传导蔓延……。由此可见，表面上看是房地产直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泡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但从根本上看，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巨大才是其根本原因。对此，美国政府和民众也非常清楚，所以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朝野为高管的巨额工资薪水闹得沸沸扬扬。2009年2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最终版本经济刺激计划，明确写入了对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机构高管的限薪条款。3月15日奥巴马的政府对陷入困境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发放1.65亿美元奖金的行为表示愤慨，总统本人痛斥美国国际集团(AIG)向其高管发放巨额奖金的做法是“鲁莽且贪婪”，并发誓要阻止这一行为，不少美国民众也谴责这样的行为“简直是无耻”。
分配的公平与否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渗透在日常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甚至在巨大自然灾害的死亡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死亡失踪者近30万。在事后(2005年2月)统计的数据中除了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等处于灾难中心地带，死亡失踪人数占据绝大部分，余下的是其他国家来东南亚旅游的公民。据当时报道，到2005年1月1日为止共有9000名北欧游客乘救护飞机回到了家，其中大部分是瑞典人。地处北欧的国家瑞典在东南亚海啸中失踪人数高达3559人，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无疑成为受这次灾难伤亡最惨重的欧洲国家②。以至于斯德哥尔摩的2005年新年伴着家家户户低垂的国旗、星星点点的烛光，在一片惨淡哀伤和期盼中度过。
是什么原因使得大量瑞典公民在海啸发生时去了东南亚？有人认为瑞典靠近北极圈，北半球12月份进入隆冬，很多的城镇处在北极圈内，正值极夜，为躲避寒冷而来到泰国普吉岛等地度假，不幸遇到海啸而罹难。如果仅此原因，那么海啸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游客应该是爱斯基摩人，因为他们更靠近北极，更加寒冷，更需要温暖的沙滩阳光。
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先来观察下列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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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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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人拥有60%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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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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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人拥有50%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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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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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住房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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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电脑拥有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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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郊外别墅的家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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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国旅游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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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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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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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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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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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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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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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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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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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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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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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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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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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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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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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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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人均收入”为2007年数字，“基尼系数”为2001年的数字，其他为2002年前后，具体时间不详。
毫无疑问瑞典和美国都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但瑞典却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所以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较高。出国旅游度假是高端消费，只有富裕的国民才有这个可能。如果一个富裕国家的社会分配公平合理，那么这个国家的普通国民出外度假的总体比例就会大大增加，因为社会收入差距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成反比，所以国民中有出国度假意愿和经济能力的人占国民的比例就高。反之，美国贫富差距巨大，拥有出国度假实力人数占总人数比例较小。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解释印度洋海啸灾难中，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失踪和死亡565人，而人口接近3亿、人均收入超过瑞典的美国只有18人罹难，尽管在某个特定时间去某处度假还受到其他众多因素的制约。
谁又曾料到，北欧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分配的公平却在一场人类的灾难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①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是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②值得庆幸的是后来统计数字远远少于这个数字。2005年2月9日瑞典政府公布了在去年12月印度洋海啸中失踪和死亡的瑞典人名单共565人，其中包括43名已被证实死亡的瑞典公民。名单上列出了失踪者和死亡者的姓名、年龄、家乡以及身份证编号，其中有近百人是不到13岁的儿童，最小的失踪者是一名年仅9个月的婴儿。瑞典政府此前一直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布这份名单。但瑞典通讯社向法庭起诉，要求政府公布名单。法庭于8日批准了这一请求。
（发表于2010年第4期《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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