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他，任何人的紧张心理都会消失。他微笑着面对来客和世界：眼睛像弯弯的月亮一般透出孩童般的纯真，说话不疾不弛、有条不紊。你很难把他称为老人，他的思维依然清晰、敏锐，只是看待人与事的时候更为平和，有耐心；他洞察当今世界的变化，心灵无拘无束。这就是当今中国年龄最大，且最具睿智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

　　第一次见到周有光先生就听他讲故事：

　　1969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去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的两年零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五点集合，听报告。早上，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带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地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于是，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走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大便很粘，洗几天也难于洗干净，特别是头发里的大便，极其难洗。

　　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落到人们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家了。

　　大雁的组织纪律性，比人胜过万倍。

　　他说完这个故事忍不住用雪白的手绢掩住了口，那份得意和开心如同小孩逃过了老师严厉的惩训。

　　这是一个在逆境之中仍能享受独特的生命快乐的中国人，他的生命显示了极强的柔韧性，包含着他对生命价值的通透、智慧的感悟。人们经常能够从他的作品和谈话中领略到出色的洞察力和幽默感：他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总能从最坏处看到希望，他的快乐就像是悬崖上顽强伸展出来的常青的枝叶，庇护着多灾多难的人生；他的心灵常能抵御把常人完全腐蚀的恶，将逆境转变为生活的另一种助力；他可以从细微之处入手，发现学术研究成果这棵参天大树可以成长的土壤，这是他人生乃至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旅程中，周有光一家与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经历过无数磨难，他有三个孩子死于非正常年代，他三次损失了全部的家产……进入百岁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每天重复着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四件事。他穿衣服也很简单，因为不出门，漂亮的衣服都没有机会穿，穿出来也觉得不自在。经过许多年的持续工作，他的腰椎已严重变形，导致他无法仰卧。他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无论好或坏，唯独拒绝让荣华富贵、虚名假意包围自己。

　　最近一两年他已不再外出，只是在家接待来访者。这是他对别人和自己的一种尊重方式。在那个“著名”的、简陋的九平方米书房里，周有光先生对于慕名前来的拜访者，无论其何种身份，都一视同仁：他常常因此中断阅读和工作，面带微笑，戴上助听器，回答来访者的问题。许多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但他还是一如既往，耐心对待。他历经比常人更为久远的历史，心如皓月。有人觉得他晚年的光芒更为明亮耀眼，却并没有悉心了解他从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关注及丰富成果；也有人觉得先生是人际交往中珍贵的人生资源，通过简短的交流便可讲出他精彩的人生故事。虽然来访者各取所需，他却从未对不同的人有过消极评价———他深知人性的弱点在所难免。即使是对恶意攻击他的人，他也坦然以对：曾经有一场涉及他的官司被严重歪曲报道成他和儿子之间的利益之争（事实是我从未见过这般的父子情深），先生也只是淡然地对儿子周晓平说，完全不必理会这种不实之词，不做任何辩解。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扬，他更留意于对他的学术研究所发出的不同声音———他从来重视真正的学术上的反对声音。当年台湾有人反对简化字，一位批评大陆语文现代化的学者称他为周匪有光，他却对人说这位学者真正看懂了他的文章内容。有一次他的学生苏培成教授请他对一个语言学评奖论文发表意见，他阅读论文后同意苏培成教授的否决意见，但这部著作中作者引用的美国学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著作BEFOREWRITTING（《文字之前》）却引起了周老的关注。周先生便请苏培成教授设法从北大图书馆找到了这部很厚的英文书。正在隆福医院住院的周先生，在条件简陋的病室里读完了这本厚书。进入晚年后他心灵更是柔和、平静，甚至是谦顺的，唯有幽默的天性和饱学的头脑依然活跃如故。

　　然而，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有主见的人。如果你的书面谈话提纲中出现错字，他会很快替你捕捉到这个错误并作出修正；他会坦率地告诉别人他百岁以后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以前很清楚的事情现在想不起来了；他会自然地谈论百岁后生活质量事实上在下降；他明镜一般的心中包含着他对未来的预测和信念，但他早已摒弃了任何过激的言辞。他习以为常，每天阅读，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却从不忘记帮助身边的人：他曾亲自教他的保姆学习英语，与家人周密地讨论他家保姆的未来生计，为保姆出资上夜校学习谋生技艺。他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他告诫人们：“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他一生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早期与后期的作品在研究的方向上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具有强烈的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就像他自己所说：“我研究的是现象下面的背景，如一条河流，上面的水流波动得很厉害，下面的水流比较稳定。我研究下面比较稳定的水流。”所以，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信仰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阅读《周有光文集》的时候深切体会到，一个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从事一项推进社会进步的工作，将学术创见造福于人民，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与投入。周有光先生在华尔街从事银行工作期间，就常常将时间花在图书馆中；即使假期漫游世界的时候，他也从未忘记在工作之余收集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研究素材。他回国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这些素材成为他研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来源。为了比较世界各主要文字发展的历史和对文化的影响力，他不仅对世界主要文字系统进行了比较和研究，也深入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留存文字。他剥丝抽茧，一层层地反复研究从形意文字、意音文字到表音文字的演变历史，分析、比较语言文字发展中的差异性和共性问题，以求发现其中代表世界发展趋势的脉动和规律。他的基本观点是，表音文字的出现是一种具有趋势性的发展，这种趋势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互相呼应的内在联系。如同人类正在共享科学领域的发展成果一样，文字的传播也影响着东西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进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

　　周有光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展示了一个专业学者的建设性的学术构建，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他的作品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两个侧重点：一是学术研究要结合现实，造福人类。他主导的汉字拼音研究及汉字改革，使得普通人学习汉语的时间大大缩短，学习的有效性得到了提升，为全民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二是探索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历史文化观。正如苏培成先生所说：“周有光先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如何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新语文。周先生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从中国看中国许多问题不容易看清。”

　　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字发展规律，使得文字改革真正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周有光先生深入地探讨了中外历史上文字演变的历史，比较了世界各国语言文字发展史及成功的经验，从中发现了百年来语言文字使用上的拉丁化发展趋势，拉丁字母拼写法已日渐成为更多国家接受的国际标准；作为技术符号，拉丁字母在国际互联网络上被广泛使用。一个“书同字母”的时代正在悄悄形成。

　　在周有光先生全力以赴投身于中国语文现代化建设的时候，还很少有人预见到今天互联网正在将不同的语言文字迅速融合，双语言时代不仅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也在新兴国家成为一种可以预见的前景。苏培成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介绍说：“在研究世界各国语文新发展的时候，周先生还特别阐明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一，现代是双语言时代。‘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语言工作上，它们面对两项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同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同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文化和发达的国家，早已实行了双语言。中国的双语言原来是指推广普通话：从只会说方言，到又会说普通话。这是‘国内双语言’。现在又有了第二种含义：从只会说普通话，到又会说英语，这是‘国际双语言’。”

　　今天所有人已经习以为常享受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巨大成果：汉语拼音的广泛运用、简化字的便利。拉丁字母在实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化、经济现代化，使得今天所有的人都得以享受互联网、文化交流的巨大便利，进而在为世界建立基于互联网时代的、更为通畅的语言发展前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周有光等一批优秀的专家引导和主持下，中国人已经逐渐实现了百年来的理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汉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语文的电脑化、术语的国际化。

　　从即将出版的《周有光文集》（全十五卷）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周有光先生坚实的学术生涯道路，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道路，是人类都将经历的、通向未来的语言发展道路。这里包含着人类追求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理想和信念，包含着人类的巨大希望和不懈追求。

　　很多人看着那些弯弯曲曲、形形色色的中外文字会望而生畏，但读过周有光先生那本小册子《字母的故事》的读者，翻开书的头几页就会莞尔一笑：一个恋爱故事被以古老的文字加以述说，古人无法与爱人相聚的忧愁与今人相通，你会深深感到即使是古代的语言也是如此丰富，即使是别国的文字也能与我们现代的心灵息息相通。周有光先生是语言大师，他的文字具有一种独有的干净而明澈的风格，他擅长用最少的文字，简明、生动地阐述深刻的理论观点，以至他那些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一般人读起来也不会感到枯燥。最为奇妙的是他的著作中常见的幽默、快乐的格调，仿佛来自先生写作时驻足凝视着他的一对天使。

　　有些读者可能早就读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语文闲谈》，这里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他退休以后，是他的阅读心得。同样是阅读，周有光先生从点滴信息中挖掘出了许多被我们轻轻放过的重要资讯，从而编织出一幅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图景：他注重新科学、新知识以及对未来发展有启示性的事件，短小的文字常常点到即止，却已将朴实的真理和独到的见解明明白白昭示于读者。

　　周有光先生晚年写的许多文章，很有可能是他著作中被发挥得最多的一部分。或许每一个发现者只是发现了自己想发现或能发现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放大了他的某种声音，人们需要更多富有智慧的人发自心灵的光明来照耀艰难前行的道路。但读者将从阅读周有光先生的作品中发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国家或地区，他说过，他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他不是一个激进的思想者。他希望人们克服焦虑踏实工作，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好的变化终将来临，但需等待，同时决不能无所作为。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几十年，在地球上面，你的价值不是多赚几个钱，而是一定要为人类社会做点事情，不论大也好，小也好。总之要看你这种工作能不能推进社会”。

　　一位非常有修养的前新闻出版署官员说，如果一个人百岁以后还保持如此清晰健康的头脑，那么他的每一句话就是格言。所以我以周有光写的一个小故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60—1963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良，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暂时休息。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个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叫做精神会餐。

　　如果阅读是一种读者间特殊的聚餐，那么读周有光先生的作品是补充常识的一种精神会餐，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将一直在帮助中国人将眼光投向前方，努力融入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世界。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