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教学札记
［关键词］阅读，备课，心态视角，历史反思
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学造器物到仿行制度，这无疑是伴随着危机而变的，每次危机的来临应该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直接动因。因此，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一课的传统教学设计，往往把向西方学习做为主线，按“为何学、学什么、学如何”来整合教材。教学实践中，这种设计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能使教学流畅，但是从“知识”到“知识”的灌输，却难于激发学生产生评价辩论的愿望，从而使他们无法深入反思我们民族的近代历史。去反思当中国人意识到危机后，为什么总是渐变而不能全变，也就是近代中国学西方为什么是那样一个被动过程。费正清曾说：“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 ［1］（p.208）笔者阅读中国思想史著作时，发现当前的学术前沿有不少学者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时的心态来展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可以说费正清所谓“惰性力量”中也包含着中国人学习西方时的民族心态。因此，笔者备课时，从思路上做了一次调整，进行了一次以民族心态变化为线索，以历史反思为中心的教学探索。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我们如何来认识这段历史呢？记得我校的一次升旗仪式，学生做国旗下讲话时说：“从1840年起，西方人就看不起我们了！”目前，这应该是一种通常的看法，也是我们历史教育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没有反思“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是否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人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反思教育的一种缺失。因此，笔者认为《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的教学有必要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看待中外关系的心态说起。为了使学生从感性上来认识这一点。笔者给学生提供了一幅“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在承德接见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图（图①）。
图① 图②
图①画面反映出来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但学生容易把这种不平等看作是一种帝王的个人心态。其实，在乾隆帝这种心态的后面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华夷文化观。关于华夷文化观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贵华夏，贱夷狄”的观念不仅包含制度层面的不平等，更多是心理层面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观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恋意识。为了使学生直截了当地感受这个概念，笔者备课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论述，绘制三个同心圆呈现了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图②）。讲解时给学生表明了图中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其中“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2］（p.221）由此学生显然能理解中国当时是把无幸沾浸华夏教化的西洋诸国看为化外夷狄的。
通过以上两图的导入，学生就从文化深层理解了林则徐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主动地去了解“夷情”并编译了《四洲志》，更重要的是他在近代中国最早有了一种观念上的突破。有了前面的概念基础，学生也就能进一步理解奠定魏源历史地位的《海国图志》的历史意义。这部著作不仅以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加速了国人传统世界观念的崩溃，而且以深邃的理性思考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潮流。魏源在开篇时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命题中，反抗西方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统一的。因此，教科书称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重要启迪作用。但是，魏源本人是否已有明确的世界观念，或者说他是否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呢？这里，笔者在教学中特别提醒学生注意魏源对西方人的称谓，请学生思考魏源“制夷”的目的显示了他的什么观念。教学实践中，学生联系导入时所讲的“华夷文化观”，能明显看出魏源仍然没有以平等的眼光来看西方，他还没有完全突破把中国政治文化当作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因此，他认为我们落后的只是“长技”，而非文化之“体”，无论西方的船再坚炮再利，它终归是“夷”，是半开化的蛮夷之邦。这说明以魏源为代表的国人在天朝受到西方的初次重挫之后，还保持着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问题上，存在一种“从容自信”的历史局限。陈旭麓先生曾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去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3］（p.57）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对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基于此，笔者认为历史认识的局限不应该是历史反思的关键，关键的问题在于：既然魏源从1842年就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了阐述，那么，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有实践上的行动呢？笔者曾读到以下一段资料：
“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4］
如果把以上这段资料提供给学生阅读，他们直接能看到鸦片战争之后，《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命运相当孤寂。然而，从教学的角度来讲，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说，教学不应是讲解式的，而应是假设式的，要让学生处于一定问题情境中，自己去体验，去把问题整理就绪。中学历史教学虽然不能完全照搬这一套，但结合具体的内容，在讲授时有针对性地创设历史情境，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因此，笔者依据上段资料，设置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境：
“假如你是魏源同时代的读书人，你会精读《海国图志》这部著作吗？无论精读与否，请说明你的理由。”
教学实践中，对于这个历史假设，学生回答积极，两个方面的答案都有。要精读这部著作的同学说，他们只所以读这部书，是因为他们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不去精读这部著作的同学说，虽然这部著作关注时政，但做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自己的视野可能仍把西方当作文化落后的蛮夷来看，为了考取功名，他只会去读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书。显然，回到历史现场来思考历史，持第二种观点的同学要占多数。学生回答完毕，笔者提供了上述资料，这一资料对促进学生“神入”地认识历史发挥了极大的教学价值。为了证明当时《海国图志》很少有人问津并非偶然，笔者又引入了蒋廷黻先生的一段话进行互证。蒋先生说：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5］（p.24）
蒋先生这段话明确指出当时国人的“麻木不仁、妄自尊大”，视中英《南京条约》为万年和约，并未真正感觉到来自西方的威胁，所以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宝贵光阴。这样，前述两段材料就为教学中衔接“帅夷长技”的提出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为何相隔二十年提供了理解的桥梁。接下来，笔者依据蒋先生的话又设置了一个问题组：“这‘少数人’是指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直到咸丰末年才觉悟到非学西洋不可？他们是如何来学习西洋的？”学生在问题的驱动之下，通过阅读，结合教材知识，很容易能回答出这串问题。“少数人”即洋务派，他们是由于当时的内忧外患而被迫学习西方的，他们学习西洋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从课堂教学时材料的充分利用来看，蒋先生这段话的使用不仅解决了从“开眼看世界”到“中体西用”的过渡，而且为洋务运动发起背景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提供了浅显易懂的解读。当然，依据以上两则资料，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一些中日近代变革的对比。
二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给中国人一个警告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深深刺痛了中国人，“自强”变得紧迫起来。从“制夷”到“自强”的变化不单单反映了政策的变动，在“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这一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中国人开始从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于是‘自强’也成了中国观念的重心所在。”［6］（p.463）如奕?言：“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虽然中国以往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渐瓦解，但不管怎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在表面上毕竟只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他们对西方政治文化制度的态度是鄙夷的。如李鸿章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然而，由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方案在近代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那么，新课程下的历史教学应该如何评价“中体西用”这一方案呢？为达成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笔者设置了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①：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问题②：从奕?、李鸿章的言论，你怎样理解“中体西用”之下中国人学习西方时的心态？
问题③：如果丧失了“中学为体”，中国人在文化上将面临怎样的困境？
以上三问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发展存在的差异，为进行分层教学促进全体学生的参与而设置。［7］问题①属于“了解”层面，面向全体学生，要求学生准确了解并掌握基础知识。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很容易能归纳出洋务运动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洋务运动没有成功而否定这一迈出中国近代化历程第一步的探索。问题②要求学生深刻理解，主要满足中等生和优秀生需要。结合奕?、李鸿章的言论深入分析，学生可以发现洋务运动时“师夷”的目的已由林则徐、魏源时代所倡导的“制夷”变成了“彼此相安”，而对于“中国文武制度”则保持不变，这种学习西方的心态显然是出于一种“实用应对”。问题③则要求学生各抒己见，大胆创新，主要满足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学生可以从民族文化传承角度思考，得出如果我们丧失了“中学为体”，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我们到底是谁的民族认同问题；也可以通过中日改革的对比，得出我们如果改革的力度再大一点，可能东亚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由于历史教科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因此，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例如，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曾认为中国会先睡后醒。然而，历史事实却如葛兆光教授在其《中国思想史》中的论述：
“当国依然不富，兵还是不强，而东洋人却真正的崛起的时候，这种从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溃了，人们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醒，他们真正醒来，正是在这个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的1895年，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然而这种苏醒好像不是自然的苏醒，而是被某种惊人的声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乍一醒来的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 ［6］（p.537）
上段引文，葛教授以其通俗灵动的笔调指出了1895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根据这段资料，笔者在教学中也分层地设置了以下三问：
问题①：梁启超为什么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问题②：1895年，中国人的心情如何？之后的中国发生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问题③：你如何看待1895年之后中国的求变心切？
学生结合材料，通过上述问题的思考，可以自然地归纳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求变的心态背景。中国人在洋务运动期间实用应对的态度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中国人不但被西洋人打败了，而且又被向来不大看得起的东洋人打败了。因此，甲午一役之后，紧张焦虑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心态。这就为学生从深层次上理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又提供了一个视角，进而推动了学生对1895年之后中国系列政治行动的历史反思。
综上，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自信从容”的“看”到“实用应对”的“用”再到“紧张焦虑”的“变”。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这不仅因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外来、强迫、后发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心态上的纠结所导致的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更值得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去反思，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把握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进而形成反思，让历史照亮未来！要之，笔者经过大量阅读，备课中选取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时心态变化这一新颖视角，教学实践中以历史知识作基础，这不仅使学生产生了新鲜感、激发了他们探究的欲望，还重新整合了相关知识，内化教学隐性目标的同时破除了一些旧有的、错误的观念和认识，使教学的内容更加清晰、流畅。然而，由于以“心态变化”观察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只是众多视角之一，教学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本文所述只是笔者在我市开设研究课时的一次探索，兹不揣浅陋，整理亮点部分成文，不足之处甚多，敬请方家教我。
【作者简介】黄天庆，男，1978年生，山西潞城人，历史学硕士，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魏启敏．中国巨著帮日本走向维新［N］．环球时报，2005-12-9．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方仙来．这样教会使学生参与更有效［J］．历史教学，2008（11）．
此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11年第1期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