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12周年（瞿秋白出生于1899年1月29日）之际，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撰写文章。回顾了她为父亲瞿秋白平反奔走的前前后后，许多第一手资料鲜为人知，属首次披露，弥足珍贵。
毛泽东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顺序记叙下来的，可能会感到凌乱，但这是历史事实。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在医院里。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看。陆老给了毛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璐著的《瞿秋白传》，其中附有《多余的话》。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还走访了好多老前辈。走访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时，他说：“1963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同志，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六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老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有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主席还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见96号通报。作者注）。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如果叫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看望萧三同志时，他回忆1939年他回延安后见到毛主席，谈话中他谈起老战友秋白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访问丁玲同志时，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同志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父亲找毛主席问过：‘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陆定一：“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同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同志，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过了几天陆老要我到医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并把此信底稿给我看，其内容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意见，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
（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
（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的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
（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然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于北京医院
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讲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者注）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关于我父亲问题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樹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起到了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同志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宋希濂：“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
我和女儿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决定去找杀害我父亲的宋希濂。
宋希濂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学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宋希濂说，他还在长沙中学读书时就读过瞿先生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他说：“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就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劝过我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瞿先生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宋希濂对父亲说，时到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时，瞿秋白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我们谈了约40分钟。回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纪律检查组，以协助他们的工作。
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推动作用。
孙克悠同志告诉我，本来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中全会上拟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老，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他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作者注）不好改，他回答是这样，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邓小平：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复查组走访了好多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二十多位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很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我父亲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45周年快到了。于是，我分别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宣部并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于6月1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会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由座谈会倡议，由毛著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觅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著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并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报告很快被批准了。这样于1980年6月17日召开了纪念会，有300人参加。周扬同志主持会议，他还做了题为《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这报告于6月18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到会场来的。他说：“回忆秋白的文章我已写了，并在报上发表了，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个意见，秋白同志给我们留下很多遗著，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革”期间我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病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地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革”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禁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就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
座谈会上发言很踊跃，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曹瑛、温济泽都发言了。谭震林同志发言中提到，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李维汉同志发言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秋白不搞，他很讲民主。他还谈到“八七”会议后，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因此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和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秋白在“八七”会议后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
曹瑛同志的发言也值得一提。本来上级领导不同意他代表复查组讲话，但曹瑛同志说，他不代表复查组，是代表个人来发言，会上他讲了复查的结果。当时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虽然正式平反文件还未下来，但这一次的纪念会和老前辈们在报刊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实际上已给父亲平反昭雪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后来平反文件传达时，只传达到党员，没有向群众传达。使我惊奇的是，1998年一位在江西的老战友问我，你的爸爸平反了没有。我答：“早已平反了，难道你们的党组织没有传达过？”她说：“没有，我还不好意思问你这件事呢。”
杨尚昆：因为秋白同志在生前生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
我们收集了近期发表的和以前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并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忆秋白》，是茅盾伯伯题写的书名。在这一本书中有陆定一、周杨、杨文华、羊牧之、瞿轶群、沈颖、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胡愈之、丁玲、茅盾、曹靖华、萧三、周建人、李维汉、郭沫若、吴玉章、马辉之、冯雪锋、许广平、史平（陈云）、夏衍、邓伯奇、徐特立、李伯钊、赵品三、庄东晓、石联星、刘英、温仰春、李霁野、瞿独伊的文章。现在以上同志绝大部分已不在世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回忆。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完，不久再版了。
不久，中央文献编委会、文学研究所和人民出版社组成了两个瞿秋白文集编辑组，均由温济泽同志总负责。文学编由王士菁和牛汀二位同志具体负责，政论组由丁守和同志具体负责。参加编辑组的同志们都是不脱产的，基本上是义务工作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是在原来冯雪峰同志编的基础上，再增加了部分未发表的作品，共出版六卷。政论编，过去未出版过，完全是重新选编的，共八卷。
父亲平反后陈铁健同志著《瞿秋白传》出版了，王观泉同志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也是瞿秋白传）出版了。
在父亲就义五十周年前夕，夏衍同志见到乔木同志向他建议，能否在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之际，开一个纪念会。这样1985年6月18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纪念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大会。会议由胡绳主持会议，杨尚昆同志作报告。报告中他特别说明，因为秋白同志在生前生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杨尚昆同志对父亲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同志平反后，学术界在他的家乡常州及南京、徐州多次召开过学术研讨会。家乡瞿秋白纪念馆编辑出版《瞿秋白研究》一书，一共出版了十四辑，家乡常州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也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研究文丛》等研究、宣传瞿秋白的书籍。
我写这篇文章以纪念先父，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真实的历史材料。
父亲的才思、父亲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回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肺。怀念父亲，也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这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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