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嗓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开心处哈哈大笑，偶尔还会开个俏皮的小玩笑，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

　　有一束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来，周有光105岁的脸上就罩上一层睿智的光芒。

　　除了听力稍差外，周有光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他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开心处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书，至今每月在《群言》杂志发一篇文章。遇到精彩的网络文章，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每个礼拜都有国外和香港朋友给他寄来书刊，尽管不能下楼梯，外面的世界却没有他不知道的。

　　的确，比一个世纪更长的时间在历史也许只是一瞬，但在人生却是一种漫长。“上帝太忙了，他把我忘了。”这是周有光对自己年纪的调侃，也因此而阅尽人生路上的许多事，自己的，他人的。

　　于是，在5月的一个下午，坐在一张旧书桌前，戴上助听器，偶尔借助纸和笔，世纪老人周有光向我们讲述了他亲历的文字改革故事。

　　人生“错位”，事业不能错位

　　“常州话不会讲了，我妈妈会讲，以前我也会讲，我母亲去世后，就渐渐不会了，因为没了语言环境。我很小时就离开了常州，一路往外，一直到1949年才从国外回来，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国家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我是学经济学的，语言文字是自修的，是外行。但要我来，说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这段开场白，其实蕴含了他几十年人生历程中的“错位”：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转攻日语；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回首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很坦然。

　　一开始，周有光并不很愿意离开他心爱的专业，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他改行。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大学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力主他应该北上。所以他就改行留在了北京。

　　这次会议后周有光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改革运动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了。1918年北洋政府制订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是从古代汉字里面简化后整理出来的，现在字典里面还有，台湾也还在用。可是这个东西不方便，到了国外人家就不认识了，印了名片也没有人能看得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与汉语拼音方案同时进行的，还有以扫盲为目标的简化汉字运动。从此，可以称之为运动的学习汉语拼音、推广普通话就席卷整个神州大地。

　　辛辛苦苦6年，搞出了26个字母

　　“1958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也是成员。别人笑话我们说，你们自己也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可不能这么讲，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这件事从清代末年就开始了，但很困难，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了电视，促进了普通话推广。有这样一个笑话：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一位农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城里去读书，过了半年回来讲起了普通话，农民大骂儿子忘本，‘才进了两天城，就忘了娘老子。’后来提出双语制度，不忘本土话，但要会讲普通话，从推广到普及，现在基本实现了。”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他认为搞语言文字改革要解决好几个问题：1、什么是普通话，有无标准？2、写文章改为白话文，这在新文化运动时已解决。3、汉字简化。4、订立汉语拼音字母。

　　早在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他对此很有兴趣，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周有光就把他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成文章给他们作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

　　他搞的这一套汉语拼音方案很适合中国国情。当时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主管拼音化研究室，在那三年中他收到4000封对汉语拼音方案意见建议的来信，每一件都认真答复，科学答复。“我们认认真真搞了三年，成功了。光国内还不行，国际上不承认，1979年，我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这样又搞了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肯定了汉语拼音，1982年，该组织用通信投票的方式对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投票，3/4投赞成票，通过了。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如今，汉语拼音已经和每个中国人密不可分。周老家的小保姆用手机发短信，周老问她怎么会的，她说用的是拼音，小学时就会了，根本不要学。小保姆当然不知道，设计汉语拼音的人就在她面前。说到这件事，周有光老人意味深长地笑了。

　　心中永远有个青果巷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在常州青果巷里，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青果巷，离开了常州，但是在他105年的人生旅程中，心中永远镌刻着青果巷。

　　“因为很早就离开了常州，所以回到常州的机会也不多，纪念瞿秋白牺牲60周年，开全国性的研讨会，要交论文，我写了一篇，也去参加了。我徜徉在生我的青果巷，我在那里驻足许久许久……青果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永远不会忘记。青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橄榄，先苦后甜。” 

　　虽然回常州的机会不多，但他却是以自己的劳作，来作为对青果巷的一种回报：以他的百寿之躯，依然笔耕不辍。“我一生写了三十多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1998年出版的，在国际会议上得到很高评价，但太专业看的人不多。还花了50年时间写了《世界文字发展史》，国外的评价也很高。我自己最看重是这两本书。去年，还出版了《朝闻道集》很红，网上才能买到。香港还给我出了《拾贝集》。”他自我调侃，“我是‘无业游民’，出去开会、吃饭都不行了，我也只有舞文弄墨这点本事了。”　

　　五代单传的周有光，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而在他92岁的时候，有位小朋友给他送贺年卡，上面写的是：“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见了这张贺年卡，他高兴得三天没睡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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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书桌已经褪色，书房门槛磨出两个弧形，时间像流水一样，倏忽而过，但周有光心灵不老，两只眼睛白内障，换了美国人工晶体，“效果好得不得了，对面楼房屋里的花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对老人是种幸运。手够不着，他把一只“不求人”，伸过去轻轻一敲，窗台边上两只玩具小鸟就叽叽喳喳唱起来。他挠到了自己心中的痒痒，也哂开了掉落了几颗牙齿的嘴……

　　临了，他提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上了这样几句话：常州日报读者诸君：常州在古代是面对全中国的名城，今后要面对世界，成为世界城市。周有光时年105岁。

　　

　　人物简介

　　1906年1月13日生于青果巷。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36-1937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1949-1954年任教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

　　1955年调至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直到离休。

　　1956年起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2年他主持创立的《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1988年12月31日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