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由北京学生率先发起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很快席卷全国。常州的青年和学生，从5月5日上海运抵常州发行的报纸上得知运动的信息后，震惊不已。怀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教师赵毅甫、省立第五中学（今省常中）以及县立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晚就集中到县文庙（今工人文化宫）明伦堂开会，研究响应办法，组织成立统一行动的“三校联合会”，响应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推选省立第五中学学生会会长蒋瑞霖任会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会长史良和县立师范学校学生会会长杨松涵任副会长。第二天，他们各自按分工分头行动，负责与常州各个学校、各个行业联络，鼓动呼吁全市民众联合起来开展声援行动。6日，常州出版的《晨钟报》刊载了北京各校2.5万名学生致全国的公电，公电称：“欧洲和会中，我国所提归还青岛问题，势将失败。5月9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以保危局。”5月9日是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常州各界都要开展声讨活动。而这次运动，又是日本要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收归己有而引发，旧仇加新恨，除了激起常州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大的仇恨外，还有对腐朽、软弱的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严重不满。觉醒了的常州学生联合通电北洋政府，谴责“执政诸公不该视民意而不顾，构监学生”，坚决要求政府以“民意为指归”。到了5月9日，西瀛里、南大街等主要商贸集中地，纷纷挂起了用白布书写的“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抵制日货”、“归还青岛”等横幅标语。
学生的一系列宣传，极大地激发了常州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一些对“抵制日货”不感兴趣的商人，在“学生流泪跪在商店门口，宣传劝说”的爱国精神感召下，也开始觉醒，纷纷加入爱国运动行列，雇人穿着印有“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背心上街游行。
常州绸缎洋货同业公会邀集全体会员集中在公所开会，一致通过“抵制日货，不卖日本布，不卖洋伞”等九条协议；油酱行业于5月20日在仁育桥油酱公所召开联合会，以实际行动来响应运动，不再卖啤酒、东洋酒，并推举同业领袖负责对各店进行监督。洋广业开会决定，从即日起，一律不进日货，并向社会承诺，一旦查出，自愿受罚。绸缎洋货业42家同业，不仅联合制定“不得进日货”等章程，还在《晨钟报》联合刊登“抵制日货”启事，以便群众有效监督。一些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如吴寄儒等筹款集资，创办了“振华国货有限公司”，倡导只卖国货。
5月28日，全市学生童子军为扩大“劝用国货，抵制日货”宣传，兵分四路，前往奔牛、横林、戚墅堰等地演讲，声势之大遍及常州城内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从上海、苏州等地开来常州的数艘日货商船刚在惠民桥等处停靠，就遭到学生童子军围攻，被迫离开常州。
6月4日，传来北京学生因为3日上街游行而遭反动当局逮捕及当局取缔一切爱国活动的消息，更激起了常州人民的愤怒。省立第五中学、县立女子师范和县立师范号召全市所有学校立即宣布罢课，同时推动全市工商界联合起来一起罢市。8日，常州商学两界致电全国，从即日起，“全市不缴杂捐，农民不纳赋税”，声称“不达救国目的，不惩办卖国贼曹陆章”决不复业。人力车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新商”、“招商”两轮船局停航，声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活动；常州火车站60余名铁路工人在站长带领下，也加入了罢工行列，手执“不除国贼不通车”的白旗上街游行，将全市罢课、罢市、罢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只得将抓捕的学生释放，并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职务，以休众怒。
6月12日，常州商学两界组织商团、童子军列队游行，散发传单，劝导商号开市，并大放爆竹，以庆贺胜利。全市各界七八千人聚集第一公园召开“民意胜利大会”。第二天，学校正常上课，工商业开门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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