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老舍之子舒乙做客省常中“大家讲坛”，演讲结束后他接受了常州媒体的采访。
记者：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良心，结合您的个人经历和家庭因素，谈一下这个良心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舒乙：后来我到文学馆之后，成为了一个老舍研究者，不是作为他的后代，而是文学批评家。我着重研究他的身世和传记，老舍有很多空白需要我去填上，其中老舍之死是我研究的重点。老舍之死引起了说不完的话，后来我有一些很重要的发现，这种死的结局，自沉于太平湖是他的人生选择，是一种生死观和生命观。
1944年，老舍在重庆，日本人突然包抄重庆，重庆大乱，决定向西逃。很多人问老舍先生，你怎么办。当时老舍先生在后方有崇高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文联主席，所以很多人关心他的动向。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北边是滔滔的嘉陵江，那就是我的归宿。”当时有个叫做王冶秋的文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此话当真？”，老舍也居然真的回了一封信，“此话当真！”。后来王冶秋在解放后做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居然还保留着老舍的信，并在文革后发表了，老舍在信中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向西跑有什么用呢？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这是老舍式的幽默，这是他的一种生死观。
老舍设立过诗人节，每年端午节。他在每年诗人节都要写文章来庆贺这个节日。41年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说平时诗人很奇怪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国家有巨大灾难的时候，诗人会“投水、殉难、身谏”。那么老舍先生1966年的那个举动就是“投水，殉难、身谏”，也恰好是国家有大的灾难的时候。结局一定如此，这就是他的人生观。
记者：清明是我们缅怀先人的日子，每当这个日子，您也会特别怀念您的父亲吧。
舒乙：那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是没有保留骨灰的，所以到他平反时，举行了一个骨灰安放仪式，是一个空的骨灰盒，我们只能放了他钟爱的眼镜、毛笔、钢笔和他喜欢的茉莉花，代表他。后来母亲去世了，我就希望地下有个纪念性的坟，这样大家有个能凭吊的地方。所以我买了一小块地，设计了艺术性的合葬墓。前后去了13次，把它做成了，现在八宝山的一角，每年他的忌日、生日、清明节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到那献花鞠躬。
记者：您的《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这本书提到了江南这块古运河的保护，您是出于什么契机来研究古运河的呢？运河申遗情况进行的如何？
舒乙：有一年全国政协大运河视察，我和很多专家来常州考察运河的状况，筹划大运河申遗的工作。此后开始就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一个主攻方向，前后四次大运河的查考我都参加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的丰富，是现在文化的一个根基，也是你影响世界的一个本钱。中国不缺文化遗迹，但是就看怎么保护。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其实运河也是，和长城并列，甚至比长城还重要。因为长城是个死的，而运河是个活的，千百年来江南一带都在利用着它。
目前古运河的申遗在有序的进行，大致还要四年，这是我去年建议的，要结结实实的准备五年，别轻举妄动。古运河的修复工程，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原真性，一个是完整性，运河要加宽、改道，两岸增加很多附属物，如果不注意，就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把原真性和完整性给破坏了，申遗就要全部失败了。赵霅煜
（《常州晚报》2010-4-2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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