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烈士光辉的一生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张太雷于1898年6月17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取名张复,字泰来,号曾让。参加革命后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春雷。张太雷的父亲是安源煤矿的一个小职员,家境清寒,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9岁时在亲戚的资助下入西郊小学学习。1911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7月,改名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张太雷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经常与挚友瞿秋白一起阅读进步报刊,议论时政,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勒令退学,张太雷遂离开省立五中。不久,往上海参加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考试,被录取。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制较长,他估计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未入北京大学就读。1915年12月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半年后通过考试升入法科本科。学习期间,秘密翻译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新貌的文章,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2月发起组织了中国大学生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社会改造社。在五四运动中,张太雷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并到北京请愿,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重要骨干。在运动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战斗友谊,并与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1920年,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更加努力学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由一个品学兼优、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与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张太雷担任翻译。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建议由陈独秀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派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去上海。8月,张太雷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10月,张太雷回到北京,又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1月,张太雷受北京党组织的委派,组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在成立会上通过的他所起草的团章中,明确规定团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因而这个团章是全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制定的团章中比较好的一个。在此期间,张太雷创办了天津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后改名为《来报》)。他与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培养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骨干。

　　在全国各地早期建立的团组织中,普遍存在着思想信仰上的分歧,因而一些地方的团组织相继出现过暂时停顿活动的现象。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8月,中共中央委派刚从苏俄回国的张太雷负责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太雷总结了1920年建团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张太雷主持制订的团的临时章程中,确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从而纯洁了团的队伍。全国各地团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全国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委派张太雷为筹备大会组织处成员,他与应邀来华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一起草拟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张太雷等人起草的团纲、团章和其他一些决议案。团纲中提出的中国现阶段的三条政治方针,指出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而不立即是社会主义。这个纲领不仅为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是我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先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太雷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分工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同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

　　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1年3月,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5月4日,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致祝词,7日又在会上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代表大会以张太雷的专题报告为基础,用日文发表对日本工人的宣言书。宣言书号召朝鲜无产阶级与日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会后,张太雷去莫斯科。他以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他赴苏俄时随身带去的有关中国革命运动比较完整的资料和国内最新的革命理论研究成果,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对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对于与国民党结成联盟的思想和工农联盟的思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表述。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的全面分析,第一次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水平的总结。张太雷还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提纲》指出东方主要被压迫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统一战线思想。7月12日张太雷在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说,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坛上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阐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还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和支持远东的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张太雷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俞秀松一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在会上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活动情况和发展前景。会上,张太雷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第二届执行委员。

　　在莫斯科期间,张太雷还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起草了召开这次大会的号召书,并报告中共中央,应让所有无产阶级的及民族革命的组织,特别是国民党,都派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1921年8月,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9月,马林派张太雷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共产党联系,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组织德田球一、高濑清等6人转道上海,赴苏俄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192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张太雷缺席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讨论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李大钊率中国代表团赴苏。张太雷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和翻译,他的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李大钊的赞扬,李大钊称他为“才华出众”的年轻人。7月,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在大会发言中谈到共青团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同时着重强调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

　　张太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早推动者之一。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马林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多次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政治联盟。起初,陈独秀不能接受马林的这个建议,张太雷作为马林的助手和翻译,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2月,张太雷陪同马林与孙中山会谈。张太雷在翻译过程中,帮助马林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为促进马林与孙中山相互理解和信任起了积极作用。张太雷还与孙中山作了一次长谈,讨论如何把中国青年、首先是南方青年发动并组织起来,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派达林来中国,党中央派张太雷以翻译的名义陪同达林与孙中山进一步会谈。7月,张太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段时期,张太雷到处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强调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应当与他合作,帮助他做国民党的工作”。他还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向国民党左派人士做了很多解释工作。

　　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同意马林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由马林再度来华传达贯彻。张太雷陪同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商谈召开党的会议,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太雷还陪同马林,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8月29—30日,张太雷参加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指示。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1—3日,张太雷陪同马林、陈独秀等人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主张。9月4日,张太雷陪同马林、陈独秀应邀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50余人座谈会,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在此前后,张太雷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由孙中山主盟,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参加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国民党本部干部。鉴于张太雷具有较强的宣传能力和活动能力,任命张太雷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和组织工作。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民主革命同盟,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张太雷支持李大钊坚持的正确意见,对大会通过上述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三个月。张太雷参加代表团,并奉团中央委派留在苏联。在苏联工作期间,曾到东方大学向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党员传达中共“三大”精神,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

　　共产国际应孙中山的请求,派鲍罗廷来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顾问。1925年5月,中共中央调任张太雷为鲍罗廷的助手,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宣传工作,并兼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日益暴露。张太雷明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回击的主张,提议武装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为了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张太雷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托,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当前革命的态度。5月15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员。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帮助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张太雷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文章尖锐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文章呼吁一切革命分子起来防止反动派进一步搞阴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张太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经常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或与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协调和解决北伐进军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他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北伐军进攻武汉,张太雷即于9月8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文章严正提醒人们“对于革命主义和政策是一毫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革命的领导重心向武汉转移。张太雷与宋庆龄、鲍罗廷等从广州去武汉。

　　张太雷一贯重视教育工作,早在1922年就担任我党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在上海大学任教。在广东时,他又在广东区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的团员训练班、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的广东省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形势与任务课程。张太雷刚到武汉,就欣然受聘,担任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和宋庆龄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教员,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贡献。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于4—5月在汉口召开,张太雷作为五大代表,在会上严肃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五届一中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月,张太雷任中共湖北区委(“五大”后改为省委)书记。他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一起,大力发展和健全党和工农群众组织,使湖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宏伟局面。张太雷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动员和组织党员与革命群众到前线去,配合叶挺所率部队粉碎了夏斗寅叛军,平息了麻城地主武装叛乱。张太雷还提出了“农民武装上山”的号召。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的决定,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参加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9月19日,张太雷从香港抵潮州,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队伍攻克潮州、汕头。10月22日,张太雷从汕头抵上海,向中央汇报南昌起义失败和广东各地准备暴动的情况。11月9—10日,张太雷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代表广东省委出席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当时革命形势是“继续高涨”,主张继续进攻,要求广东省委利用国民党粤桂战争的时机,发动起义,夺取全省政权。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城里,张太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经常深入基层,传达党的决定,宣传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力量。他在沙面白鹅潭一艘邮政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起义的各项工作,又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召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骨干分子200余人秘密会议,作动员起义的报告。会后,还亲自主持教导团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落实教导团的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研究起义时的军事部署、起义政纲、宣言、文告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12月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秘密的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日,还主持广东省委会议,通过苏维埃政纲、宣言和行动纲领。会上,张太雷被推选为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主席苏兆徵,未到任)。

　　12月10日深夜,张太雷在财政厅前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警卫团骨干会议,部署立即发动起义。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会议。3时半,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英勇奋战,天亮前,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同日晨6时许,张太雷在刚攻克的广州市公安局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名单和《广州苏维埃宣言》。同时,中共广东省机关刊物《红旗》出版号外,起义总指挥部印发大量传单。广东省委、广州苏维埃政府都印发了告民众书,宣布起义胜利,号召工农兵群众继续斗争,并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部分敌军据点尚未攻下,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张太雷彻夜不眠,忙个不停。当晚,他主持指挥部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工农红军,并将战线推到郊外。12月12日晨,驻珠江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两路渡河,向起义军反扑,张太雷和叶挺等指挥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对珠江北岸的敌军继续进行扫荡。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各界代表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会后,返回指挥部不久,得到敌军从观音山向总指挥部扑来的报告,张太雷急忙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附近,遭到敌人袭击,不幸中弹,张太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青春的热血,牺牲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