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年12月26日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记者 吴红梅

　　坛主小传

　　王晓东，1963年生于武汉。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的研究，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研发出了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治疗药物。曾获得多项国际生物研究奖，包括2004年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等。2004年，年仅41岁的王晓东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仅是该院最年轻的院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核心提示

　　● 实事求是，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石

　　● 不急功近利，助力人们步步走向成功

　　● 创意思维，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科学难题

　　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南京参加第四届江苏省青年科学家年会，我想给大家讲讲我的科学观。为了不至于空洞，我就讲一下在我求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对我的科学观形成重大影响的三件事。

　　老师说就在这里，你看见了吗？我还是说没看见。这改变了我的命运——

　　实事求是，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石

　　我是198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我讲的第一件事就发生在我大三的时候。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赴美留学是我们那一代青年学者非常向往的，但赴美留学的渠道跟现在不一样，私人留学的渠道基本还没有打开。

　　当时有一个渠道叫做塔斯雅项目，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主办的，它要通过三次考试，最重要的是只有那些特别有名气的教授手上才有出国研究生的名额。当时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手上有出国名额的教授叫崔晓白，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由我国公派赴美访问的第一批学者，也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但是我们对崔老师都是只闻其名很少见到其人。

　　我和崔晓白老师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我们大三的一次微生物课上。他是研究细胞生物学的，在一次实验课上，要求我们从自己的口腔里做一个刮片，然后在显微镜下看到一种微生物。因为我们口腔里面有500多种微生物，其中一个叫多杆螺旋体，谁看到这个螺旋体就可以下课。这堂课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6点，别的同学都看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看到，还在显微镜下找，怎么也找不到。这时，崔老师从门口路过，他一看大家都走了，这个学生怎么这么慢呢？我就告诉他，别人都看到了，我还没看到，所以我还在做，看不到不能走，老师说的。他就说我是很听话的学生，又说那这样吧，我帮你。他就过来看我做的片子，看了半天说确实你的口腔卫生可能做得比较好。他说我帮你另做一个，就从自己的口腔里刮了一点做了一个片子，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说你看就在这儿。我拿过来看，但还是怎么也看不到。因为实在没看见，因此我最后还是告诉他没看到。他说那就算了，看来你这个人眼神实在是不太好。我当时的心情非常郁闷，心想好不容易跟明星教授有这个接触，他真心想帮我，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兴冲冲地从外面走过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王晓东，崔晓白老师今晚让你去一趟他家。我想，是不是昨天有些事还没完呢？我到了崔晓白老师家，一坐下来他就问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想考研究生继续深造，他说你想考谁的，我说想考某某的。崔老师就问:你为什么不考我的研究生?我说你的研究生很难考，又是出国名额，大家都想考。崔老师说别想那么多了，就考我的吧。后来我就考了崔老师的研究生，然后考了出国研究生，考了塔斯雅项目，最后在1985年出国。

　　这件事可以说对我的科研道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当时出国的途径确实是非常少，尤其像我们这种又不是富二代，又不是高富帅的。我想崔老师之所以看上我，显然不是说我这个人聪明，更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眼神特别好。我想他当时认为我有科学素养，因为我确实是有一说一，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而且他当时说你看就在那儿，他是在试探我，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这是对我的科学观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科学讲究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这是我们做所有科研的基石。

　　做了5年郁闷的博士，似乎一事无成，其实是为后来科研奠定了基础——

　　不急功近利，才能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影响我科学观形成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去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以后。当时选老师的时候，刚好我们系来了一个明星年轻教授，这个人刚刚读完博士后，到我们系里来做教授。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发现他从大学开始到研究生期间，已经发表了25篇论文，我觉得这个人太牛了，所以就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这个人是天才，因为他在大学本科时发表过的文章，奠定了一个后来市值百亿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基础。

　　但是我进了他的实验室以后，发现他虽然人非常聪明，却不会指导研究生。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来了以后就看报纸上的漫画，然后就在办公室哈哈大笑。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到他办公室问：你以前也这么工作的吗？他说他以前不是这么工作的，而是每天都要急急忙忙把事情做完，赶最后一班车回家。我说最后一班车几点，他说夜里1点，他说，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干了，我已经当教授了。偶尔有一次，他会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说我今天开车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一听就非常高兴，期待着，最后他看了我半天说Sorry，我忘了。

　　我在他那个实验室做学生做得非常郁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学，所以基本上没做什么东西，这样干了五年半。每天，我都要自己去想问题自己去查资料，然后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失败，独自品尝失败的苦果，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让我毕业的。

　　后来有一个契机，使我到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实验室做博士后。他们是研究代谢的，因此让我做一个课题，据他们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研究我们人类的细胞对于胆固醇的调节机制是怎样的。这是当时该领域里面一直没有突破的问题，因此，当两位导师说你应该研究这个时，我也热血沸腾，想着要攻坚克难，勇攀科学高峰。

　　但是，我的博士后同学问我，导师给了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我说是研究胆固醇怎样调节的，这时我发现大家用非常诡异的笑容看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课题上，已经有21个博士后同学先后都失败了。

　　不过关于这个课题，我进实验室8个月就解决了。并不是说我比那些博士后更聪明，或者是我比他们更勤奋（我在做博士后期间，晚上11点以前是没有回过家的，我们都是做三班，在真正的攻坚阶段，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大家都很勤奋，但是为什么我去了8个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这个问题的技术实质和我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虽然五年多没做出成果，但是我一直在琢磨这些技术实质和细节，因此实际上已经为研究的问题打下了很多基础。

　　之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很难，是因为很多博士后来了以后都要试一下，但是做了一年两年没什么结果，大家就转换课题了，他们输不起嘛，因为博士后阶段一定要见成果才能往前走的。而我在做这个课题之前，已经有五年的实践，虽然表面上看我8个月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这是建立在我个人五年的辛劳，以及21位同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这件事告诉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功利，如果我们功利，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失败和沮丧。虽然一时半会看不到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能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和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成长。这一点也是我的科学观形成的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要研究重要问题，千万不能功利，我们对待失败要容忍，因为失败是常态，只有对失败像对成功一样地去看待，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

　　我解决了一个重要难题，导师却让我抛开它，另辟蹊径做研究——

　　创意思维，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科学难题

　　剩下的时间给大家讲第三件事。

　　我花了8个月时间，把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大家自然可以想像，我当时是多么的春风得意。不过因为我才做了8个月，时间还有点短，而事实上这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以后，就像一扇门打开了，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正好也有一个相关的课题，如果做的话，很快就会有成果出来，而且很快可以发表很好的论文。

　　当时我想，我自然而然地应该有第一选择权，因为这个课题是我突破的。但是我的两位老师把我叫去，说希望你不要做这个很直接明了的课题，我们想把这个课题交给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博士后去做。我当时就懵了，问那我做什么呢？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你做什么，你自己想想你可以做什么？我从办公室出来时的心情大家可想而知。我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计算机前写了一封辞职信，说我没法干了，我要走。但是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去，因为这封信写好以后，当天晚上我自己想了又想，后来猛然意识到，这个课题既然大家都能看到，而且这个问题我能做别人也能做，别人能力也许还不如我，那么我去跟别人竞争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对？我觉得我应该做更难更重要的，别人还想不到的课题。

　　过了一晚上，我自己就完全想清楚了。所以我就去找导师说可以，这个明显的课题我不做了，交给别人，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也许更有意思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后来我做的细胞凋亡。如果当初我还是沿着胆固醇代谢研究往前走，也许我永远跳不出导师所构架的思想。之所以他们逼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也许有一个能力，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可以去做别人还想不到的事情。

　　这件事情奠定了我科学观的另外一面，也是我一直在实践的一个观点：大家都能想到的事情，大家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实验室不要做，我们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做更富创意的事情，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重大的难题。

　　（本报记者 吴红梅 根据王晓东在江苏省科协主办的青年科学家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