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余秋雨应邀来到南京外国语学校，给南京教育系统1000多人作了题为《中外文化视野下的教育发展》的演讲，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角度反思文化，观照教育。提出了人格教育、公民教育、创造力的教育、简约教育和灾难教育，意在养成学生的君子人格,关注公共空间，大胆怀疑的精神，注重与天地及自我内心的对话，培养忧患意识。他娓娓的叙述，感染着每一个听众；而广博的见识，深入的思考，更启迪着每一个听众。
　　人格教育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开场，余教授便通过援引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名言，提出了"人格教育"这一理念。余教授说，中国文化的人格论强调的是"君子人格"。孔子在解释君子之道时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最敬仰的是君子，而最不齿的是小人。"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能被称为君子，那么就是对于他的最高评价。相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宁做“坏人”，也绝不愿做“小人”。"余教授如是说。世界上有无数学者试图用不同的尺度去划分人类群体，但"没有一种划分能够超越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公民教育
　　余教授说，中国古代讲求"忠孝两全"，即对朝廷负责（忠）和对家庭负责（孝）。"现代青年需要反省：在辽阔的公共空间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公共空间：一作公共领域，源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通讯员按）。余教授举例说：现在外国人，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同胞对于大陆游客的态度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们有着高消费，恨是因为他们吐痰，大声喧哗，在宾馆大厅打扑克。"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在这些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人中很有可能就有人领养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余教授认为，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文明，而是不熟悉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规则。"责任在中国文化上，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弱点。"余教授感慨地说，"中国人的中心坐标千百年来都定位在了自己的家庭，往往从家的核心出发。我看到过一个标语：司机一杯酒，亲人千滴泪。写得很好。但是有没有想过，那些被撞身亡者的家属同样也是千滴泪。而中国人往往忽视这一点。"
　　面对公共空间中的理性，余教授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常常在佛罗伦萨大街上进行艺术创作，让佛罗伦萨的市民评头论足。"这不仅影响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提高了市民的艺术品位。"而相比之下，中国人则更加注重"收藏"，而不是将它带入公共空间。
　　什么是公民？余教授给出了一种定义：公民是在公共空间中担负责任的人，它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余教授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认定的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他还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在于拒绝公共空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窗外！"余教授激动地说道。余教授曾在《抱愧山西》中感慨，曾经富甲一方的晋商，居然没有几个文人为他们留下一点文字。"知识分子总是在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晋商却也是“天下兴亡”的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瞧不起商人，而是瞧也不瞧。商人没有知识分子传授知识，便成不了西方的银行家，只变成了土财主。"
　　 "文人要利用传媒在公共空间中传播思想。"那些认为文人在电视上网络上传播思想是作秀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伏尔泰传》的作者曾对伏尔泰有这样的评价：他的每一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余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让语言被人民记住。"任何时候都要有知识分子出现，去研究公共空间，去对其负责。"
　　反观君子人格，所谓"君子"，往往没有人投入到窗外，不能成为公共形象。在中国人的文化定位中，往往不太对公共空间负责。"这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中华文化需要的补充点。"他以孔乙己为例，指出了孔乙己"割断了与公共空间的路"，所以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末路鬼"。而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志愿者队伍自觉投身于公共空间，成为了奥运会中"最精彩的一笔"。他同时指出，对公共空间负责的人是社会定力，即社会中稳定的力量。他希望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将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人。
　　创造力的教育
　　"这是民族的大问题！"余教授的言语振聋发聩。教师不能把知识当作定理告诉学生，"照本宣科会扼杀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余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却造成了中华民族失去了创造力。现在兴起的国学热在丰富我们知识的同时，也让我们陷入了不断追寻祖先却失去了创造力的陷阱中。他指出，当东方还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我们应有的创造力。"学校是培养创造力的场所，不能将学生培养成"小古董"，而应该让学生"每天都过得不一样"，成为"永远的追寻者"。"只要不完满 你就有创造的余地。"
　　最后，余教授风趣地说道："我在这里说的观点，可能我的父母亲都不能理解同意。但这就叫做进化。"
　　简约教育
　　简约教育必须建立在完成前面几项教育的基础上。他认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应当"能减少就减少，不要贪多求全"，要学会"做减法，大量地做减法"。他通过定量计算，指出了古人所谓"学富五车"也仅仅相当于一本书的内容。"要有足够时间和天地对话，不要让古人践踏你的思维。"
　　余教授在"千禧之旅"时曾经感慨过许多事情，诸如新闻之类，转瞬即逝，就更需要我们简约阅读。他谈到，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调查发现，美国在阅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近十年中，科技却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他认为，传统的阅读时代已经过去，"不要为下一代读书少而难过，告别传统阅读时代可能是人类的一种进步方式。"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应该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占领阅读的制高点"。
　　灾难教育
　　在谈到《2012》时，余教授指出，不要停留在故事的本身，而是应当去想一想灾难。他不同意哈佛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观点，认为现在面临的灾难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恐怖主义、核竞赛、自然灾害、传染病和人口爆炸。"人类面对这些灾害，已经没有时间冲突。"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领导人和政府的责任。但是，灾难意识不能消失。他认为中国人的历史观应该由朝廷兴亡史转变为全民生态史，并产生人文主义敏感。在灾难意识中体现大爱。"5·12不同于9·11。9·11有明确的敌人，所以美国发起了两场战争；但是5·12没有，所以中国人只能用大爱去化解这场灾难。"
　　余教授指出：爱国和国际化并不矛盾。他举例说道，在“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为祖国前途奔波的先锋往往是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高材生。在海外多年，让他们更有能力去回报祖国，也更有爱国情怀。相反，汉奸却常常是那些标榜自己有国学素养的道貌岸然者。"奥运火炬在法国遭遇阻力时，真正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正是那些在大街上、在广场上演讲的留学生。他希望南外在今后不断培养出拥有世界胸怀和爱国情怀的年轻人，去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