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接连下了很多天。学生说“体育课很不爽”，有的则说“打车不容易”，女生撒娇说“这雨下得烦死了”。

我说，这场雨不停，农民苦，赶路人也苦，找不到活干的外乡人更苦。

学生不说话了。

所以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学生，终究是懂事的，只要说一句，他就明白了。

浮躁的时代，充斥的是纸醉金迷：明星昨夜在哪里喝酒，约了何人，做了什么眼神，都有狗仔队蹲点守候，全程跟踪，及时报道；名人的狗爱吃什么牌子的罐头，也有很多人关心。打开一张报纸，难得有穷人想看的信息，——也难怪，穷人忙，没时间或许也没钱买报纸，而报纸得为商家广告找读者。

我的许多同事都记得，前些年，大部分学生不知道特蕾莎嬷嬷是谁，更不知道中国有个证严法师。直到近年，一些课外读物上出现了特蕾莎嬷嬷的故事，而中国台湾的证严法师，介绍得仍旧不多。如此美好的教育资源没能有效地利用，令人叹息。

这两位伟大的爱的使者对人世的奉献超越了宗教，她们的慈善事业不但疗救了穷人，也在净化人的心灵。40年前，证严法师因为见到交不起住院费的难产妇女留在医院门口的一摊血，立誓要救助穷人，她苦行募捐，终于建起了亚洲最大的慈善医院。特蕾莎嬷嬷一生苦修，她从贫民窟和街头接回奄奄一息的流浪者，为他们洗净污垢，让他们体面地死去。几十年间，有四千多穷人安息在她天使一样的怀抱。

博爱，这个美好的词，却长期被排斥于我们社会语言系统之外。在敏感年代，甚至是个犯忌的词。

可是，如果不用“博爱”，用什么词？

我是1963年上中学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当年也在课堂上出现。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课，教师讲阶级斗争，说得人毛骨悚然，仿佛到处是“不拿枪的敌人”。   到了1965年，弦越绷越紧，已经不能多说话、开玩笑了。我还记得，政治课上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拉板车上坡，你会不会帮着推？

学生回答：“学雷锋，帮。”

教师：“可是那个人是四类分子。”

学生说：“那就不帮。”

教师问：“可是我们应当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感化他。”

学生说：“那就帮。”

教师又说：“但是这样也许不利于他的劳动改造。”

学生问：“那怎么办？”

是啊，那怎么办？

我还记得有学生问教师：“我们在帮助别人之前，是不是要问问他们的阶级出身？”我记不得那位愚蠢的政治教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了。

而接下去就是文革，很多教师都曾被当作批判对象，受到侮辱和折磨。没有爱，没有博爱，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校还在讲阶级斗争，还从政治上控制一部分教师；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年，学校还在谈“改造世界观”，还把有独立思想的教师视作异端。

奇怪得很，学校应当是一个时代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是培育爱的场所，可是我们的学校像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与此相反，经常地要宣传与人道主义对立、与现代化对立的陈腐观念。我至今也不明白，有什么人一生可以什么事也不做，专门监督别人改造世界观。没有爱，没有信任；有的只是恨，有的只是忌妒，有的只是怀疑。这样的教育是无法培养心智健全的人的。

在我们中国，对穷人的施舍或帮助往往被视为别有目的，这就毒化了人的心灵，养成冷漠冷酷的民族性格。报章经常介绍中国福布斯排行，大量的社会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可是，我们的社会缺少慈善家，缺少令人信赖的慈善机构，公众也缺乏慈善活动的热情，这些，怎么能说和当年的疯狂愚蠢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呢？

时下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除了考分，学生什么也不关心 。

博爱，应当写进我们的教育辞典。